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也使其构建的理性幸福观在理论上避免了感官快乐主义的诟病。

从知识和智力作为经济增长资源这一共同点上看，所谓新经济实质上就是知识经济。[3]因此，21世纪将是一个新经济世纪，或者说就是知识经济世纪。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完全的法治状态目前尚未实现，暂时还只能作为我们的一个理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辑出版的学术刊物《国际社会科学杂志》(InternationalSocialScienceJournal)所发表的论文里，有相当大的篇幅是关于社会转型问题的，其中包括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现代化与文化特殊性、发展的文化维度等等。研究转型时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应当及时地提上日程。知识经济条件下，法律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相对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的法律而言，这一变化将是革命性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西部大开发，必须在法制环境中进行。

社会转型不仅仅只是经济体制的转轨，而且还包括政治、伦理、法律、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变革与发展。在研究法治与政治文明问题的时候，还需要把关于法律发展和法制现代化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法律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这是法的第一层次的本质。

最早提出社会控制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罗斯。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因子，劳动力的生息繁衍是社会得以存在、国家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1994年制定发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写道：近十几年来，中国逐步加强了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赵震江：《论法律在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1期。

法律的本质体现着法律这一事物的内在联系，法律的功能则体现着法律与其他事物的外部联系。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相继制定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科技进步法》、《教育法》等，科教法律体系日趋完善。

法律本质外化为法律功能。） 为发展经济、互通有无、便利生活与交往，就要修筑道路、开辟航道，兴办交通事业。）法的经济功能经常是以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形态出现的。1471年威尼斯专利法开创了用法律保护技术发明之先河。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2页。比如，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一旦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裂痕，这时就可通过法律的渠道，或者对这个裂痕进行弥补，或者彻底地使那个已经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的病入膏肓的家庭消失，而另行产生新的健康的社会细胞。古代中国就有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注：《逸周书·大聚》）及弃灰于道者断其手（注：《韩非子·内储上》）等规定。按照通常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7%，即为人口老龄化社会。

它不仅是现在的人所从事的工作的保护者，而且是过去的人为后代所从事的工作的保护者，它不仅是无数人最珍贵财产的保护者，而且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保护者——即是人类自己自由从事和享受的各种发明和创造、艺术和科学、令人愉快的工作和探索医治疾病的奥妙等等的保护者。一般认为，可以把国家一词指称政治社会。

社会的作用主要是经济性的，是社会成员的能动作用，其手段主要是自治。）法律的公共功能直接地表现为全球保护功能，体现了法律公共功能的公益性。

国家一词是指法律上组织起来的并且人格化的社会。（注：《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第4页。从表现看，技术异化是技术在现象而非本质层面上的一种消极后果反映。（注：陈守一：《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200页。20世纪初，劳动法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如果保存那些属于前一个社会时代的，由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社会利益的代表人物所创立的法律，这种法律肯定会同新的社会共同利益发生矛盾，因此会导致滥用国家权力去强迫大多数人的利益服从少数人的利益。

黄仁宇先生认为，立法手段能够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注：参见陶锡良：《论法的社会公共职能与高科技发展》，载《法学家》1994年第3期。

当然，法律作为社会规范体系的一种，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是包治百病、无所不能的，总是存在着固有的缺陷或局限。使广大人民能够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管理经济事业、文化事业，管理各种社会公共事务。

法律的新部门不断涌现，目前已有的空间技术法就包括外层空间法、航天法、太空法、宇宙法等。有时还指一种地区单位，如二十五家为社。

（注：参见《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第12—13页。同样，没有在所谓封建主义之下发展起来的财产法、契约法和宪法性法律等，后来所谓资本主义就是难以想象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这个管理别人的集团，总是把持着一定的强制机构，以暴力为后盾，发号施令，实行统治，并且为了维持政权而把适合于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的武器把持在自己的手中。

当它们是一致的时候，宪法便不是虚假的。社会学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它的兴起是在近现代。

相应地，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涉及面非常广泛，重点包括人口、环境、资源、社会保障等领域。因此，法律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综合表现，又必然对社会现代化给予强大的推动和保障。

法律自身的有序结构，使其得以实施社会控制，但法律系统又从属于更大的社会系统。这一问题显然是与阶级冲突问题不能划等号的。

日本在1872年发布了《教育法令》，规定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1886年又公布《帝国大学令》、《学位令》等。而法律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社会的多元结构基础。有的学者称之为法律安全阀功能。第一，法律公共功能的广泛性。

又如，吏制腐败问题悠关国家政权的生死存亡，必须及时地依靠法律控制加以解决，从而使人民拥有一个健康的政治生活。如果一个纠纷根本得不到解决，那么社会机体上就可能产生溃烂的伤口。

某些技术种类单独一个国家难以承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全部科学技术问题。参见《以法治国与科教兴国》，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5期。

实行社会控制的手段有三：即法律、道德和宗教，在开始有法律时，这三者是很难分开的。科技革命使许多传统法律部门受到冲击（如诉讼法中将视听资料作为一个独立的证据种类加以明确规定，等等），并产生了某些新的法律部门，科技法的独立品格日益成型，正逐步为人们所承认。